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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就是为中国的穷人而生。

  对于一个在中国只生活了四年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有些夸张。但是,当他微驼着背,穿着雨鞋,挎着一个布包,慢慢走在广东肇庆郊区泥泞的山路上,用那双浅棕色的眼睛,友爱而略含伤感地望着那些住在棚户里的外来工时,没人再怀疑这一点。

  谈起打工者的困境时,他会抬起眼睛向远处望去,带着些许无奈和感伤,平淡地说:“应该帮助那些穷困的人。”

  他所提供的帮助却绝不平淡。他建立了一所专供外来工子女学习的“中心”;帮助了不止一个外来工子女进入当地正规学校学习;每周四天,他率领外国老师为当地人义务做英语辅导;每隔几周,他还要去附近的小学校义务教课;他为一些没钱的外来工付房租,还为另一所经济困难的村办小学在网上征集装修教室的款项……

  “你只要见到他们,就会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

  一切都是从2001年9月,胡颂恒(John David Wotherspoon)进入肇庆市加美学校后的一天开始的。

  那时,他刚到加美学校任外籍教师不久。就在学校西门外的小路上,常有一名妇女领着个男孩儿卖水果。这天,胡颂恒买完香蕉后,突然问那个男孩儿:“你几岁了?为什么不上学?”

  男孩儿十分文静,个子不高,面色发白,眨着大眼睛,透出一股聪明劲儿。

  男孩儿有些吃惊,略带羞涩地回答:“没有钱。”

  他没有想到,随后不久,胡颂恒就去了他们的家。

  那是加美学校附近一片二层楼房里的一个套间。男孩儿叫瞿宏伟,13岁,应该上初一。他还有个姐姐,叫瞿丽珍,如果还在学校,应是高中一年级。由于父亲生意失败,他们一家四口从湖南到肇庆来投奔亲戚,暂时靠母亲卖水果维持简单的生活,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让孩子们上学了:外来人口想要进入当地的学校,必须多缴很多钱。

  胡颂恒给姐弟俩起了英文名字:Janet和Paddy。

  “胡老师当时穿着一条蓝裤子,一件棕色的外套,在袜子外面穿了双凉鞋。”瞿丽珍回忆说,“就和现在穿的一样。”

  她又强调:“他老是穿那几件衣服。夏天穿凉鞋,冬天就在脚上套上袜子。”

  几乎没怎么犹豫,胡颂恒立即决定帮助这对失学的姐弟。他没有其他的本事,于是就从教他们学英文开始。

  开始的几个星期,宏伟每天晚上到胡颂恒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去练习口语。没过多久,胡颂恒便在宏伟家附近租了一间同样的套间,办起了“英语角”。

  “他问周围的每个孩子:你想学英语吗?到这儿来吧,不花钱的。”宏伟说。

  那一片居民几乎全部是从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的孩子同宏伟和丽珍一样,没有学上,整日闲逛。

  胡颂恒能够讲流利的粤语,但从那时起,他明白应该练习说普通话了,因为外来者通常既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粤语。

  这间小屋里很快便聚集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孩子,还有成年人。孩

子们最初只是聚集在门口,胆怯地看着这个老外。但很快就涌进来:这个高个子白头发会讲中国话的老外,实在是太和善了。

  “英语角”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场所,闻讯而来的人日益增多。胡颂恒的业余时间几乎全搭在这里。

  胡颂恒常常夸奖瞿宏伟姐弟是“勤奋的孩子”:“你只要见到他们,就会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他始终认为,没有钱不应该成为上不了学的理由,因为“孩子的教育是社会的问题,而不只是家庭的问题”。

  “小时候受不到好的教育,长大就会为社会添麻烦。”他把手在上衣口袋两侧来回穿插,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说:“就会这样,这样。”

  “到那时,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麻烦。”他就这样简单地解释所作所为的全部原因。

  “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喜欢这个国家”

  胡颂恒今年58岁。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上小学时,他读到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太平洋邻居们》,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中学和大学期间,胡颂恒继续选修与中国有关的课程。直到今天,他最喜欢的书中有两本是关于中国的:《宋氏家族》和《慈禧太后》。

  “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喜欢这个国家。”

  26岁那年,大学毕业后,胡颂恒开始了他“应该帮助穷困的人”的实践。

  1982年,偶然地,胡颂恒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在那里见到了“真正穷困的人们”,“那种穷困是和澳大利亚的穷人完全不同的。”

  回国后,他开始千万百计地想通过国际组织申请去印尼当志愿者。可惜没有被选上,却意外地获得了到香港的机会。

  从1985年开始,胡颂恒便生活在与中国有关的土地上了———他从小便喜欢的国度。他为此感到兴奋。

  在香港的16年里,除了在教会服务,在学校学习中文,以及在社区内当志愿者,他将自己的足迹一点点扩展着。

  1987年,胡颂恒第一次来到肇庆。那时是陪同一队旅游者。得知这里是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后,胡颂恒立刻喜欢上了肇庆。从那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停留在香港。每到假期,他就背起背包,独自一个在广东省内“旅游”:住6元钱一夜的大车店,坐慢车,吃盒饭,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真正的中国生活。

  有一次,他在广东省内游荡了一个月,去了十几个城镇,只花了1000多元钱。但他十分满意,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了解了大多数中国人真正的生活。

  于是,中国内地成了胡颂恒实践人生理想的下一个地方。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胡颂恒做了所有准备:流利的粤语,香港居民身份证,甚至还特地去考了香港的驾驶执照,只可惜在肇庆从没用过。

  2001年,通过朋友介绍,胡颂恒终于获得了肇庆市加美学校外籍教师的工作。

  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的寄宿学校,每学期的学费要上万元。但胡颂恒看中的并不是这个。“我需要一份工作。无论什么都行。”他说,“因为我

要待在这里。”

  他看上去已十分适应肇庆的生活。别的外籍教师都是只教一个学期或一年就离开了,只有他,四年来始终住在那间教师宿舍里。

  教师宿舍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话,安装了宽带。但胡颂恒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只有那几件衣服。他的电脑是二手的,已是超期服役。

  “这个星期天我要找人帮我修修了。”电脑一再死机,他叹了口气。

  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四年来与孩子们的照片和中国地图,书架上堆满了书,地上堆满了包裹,那是他的朋友寄来送给这里的“穷人朋友”的。

  “吃香蕉吗?”他指着桌上的一根香蕉,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这里实在没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

  他的头顶已秃,鬓脚稀疏。他不是个健谈的人,谈论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那些外来工的孩子,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只是略有所思地陈述着,偶尔,会低下头,沉默,似乎这些孩子目前的状况他也有责任。

  可一旦在肇庆的朋友们聚起来,胡颂恒就变成了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吃饭前要问清每个人的喜好,而临近结束时又督促所有人把菜盘子都打扫光。

  每年暑假,胡颂恒都会飞回墨尔本探望他93岁的老母亲。她独自住在一家敬老院里。胡颂恒每天下午都用轮椅推她出去散步。

  “小时候,妈妈用摇篮推我出去;现在,我用轮椅推妈妈出去。”有一次,他这样对护士说。但他没有办法总陪在她身边。

  每年的墨尔本杯马赛时,他便和外籍老师聚在一起观看。这是他难得的放松。

  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将胡颂恒与澳大利亚联系起来了。

  “他是个好人!”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胡颂恒最贴切的评价

  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在胡颂恒还没有遇到瞿宏伟时,他便希望能够对这里的外来工子女有所帮助,但他不清楚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当英语教室一步步发展和扩张起来时,胡颂恒自己也有些兴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只要有条件,孩子们还是愿意学习的。

  2002年1月,英语教室有了第一台二手电脑。胡颂恒托人从澳大利亚买回了20多张英语教学光盘,还找了一位懂电脑的朋友,教宏伟和丽珍学习使用,再由他们教给其他人。

  半年之后,电脑增加到了7台,全部是胡颂恒用朋友捐的钱购置的。于是,英语教室在白天就成了电脑教室,而宏伟就成了这里的管理员。

  但晚上变得越发麻烦了。来这里学习英语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还是从肇庆市里坐很久的车特地赶来的。不久,他不得不将前来学习的人划分班级:每周一为小学一二年级,周二为小学三四年级,周四为小学五六年级,周五则专门为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成年人开放。

  人手不够。于是,胡颂恒在加美学校的外籍同事都被邀请到这里来。作为回报,胡颂恒在每次上课前请他们到学校门外的小饭馆“撮”一顿:通常不会超过50元。

  小孩子从头学习英文字母,学唱英文歌

和做游戏。年长一点的便每一两个分配到一名外籍教师,练习对话,话题从各自的家庭、学习和生活,一直到中国的高考制度及种种历史故事。

  孩子上课都是免费的。只有成人每次要缴3元钱,作为胡颂恒请老师们吃饭和坐公共汽车的费用。

  肇庆中学高二学生江雁最初是被朋友硬拉着来参加的。那时她才上初中二年级。但来了一次以后,就很自觉地坚持下来。

  “因为学校里外教太少了。一般一个学校只有一两名,几百个人分一个老师,几乎轮不着你说话。”她说以前自己的口语很差,看着别人说干着急。但现在,在这所肇庆最好的学校里,她的英语口语也能数得上。

  对于像她这样长年坚持的学生,到英语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学校有晚上不许出校门的规定,也要千方百计请假出来。

  2005年春天的第一次英语角活动,就是在江雁和另外几个高中生的强烈要求下,提前进行的。寒流南下,肇庆下着雨,室内温度也只有五六摄氏度。胡颂恒带了三位外籍教师来。学生也是三个。

  离开时,胡颂恒嘱咐他们:下次争取多叫些同学来。

  但女孩子们不理会这些。回去的路上,她们在嘻嘻哈哈地讨论是不是以后要找一个像胡颂恒这样的男朋友。

  “他是个好人!”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胡颂恒最贴切的评价。

  “你是来打工的吗?找到地方住了吗?我们那儿有房子,要不要去住?”

  胡颂恒习惯在北岭山下外来工居住的区域里“考察”。

  从加美学校一直走出去,几乎所有漂亮的高层居民楼后面,都是垃圾场一样的“棚户区”。这些地方就像伤疤,现代化和时髦的装饰把它们遮住了。泥泞的道路,黑暗的居所,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还有触目可及的垃圾……

  白天,这里是孩子的世界。流着鼻涕,咬着手指,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追逐着刚出生的小狗,在山路上玩耍。

  胡颂恒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常引起好奇和惊恐的目光。但很快,他就与外来工们交上了朋友。

  “吃饭了吗?”他蹲下去,摸着小孩子的头问。

  “上学了吗?愿不愿意跟我去上学?”大一点的孩子,他便希望能拉到他的教室里去。

  “这几天有活儿干吗?”碰上大人,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他的话不多,只是看,并给予微笑和鼓励。他了解绝大部分家庭的情况:有几个孩子,几岁,是否上学或上过学,父亲做什么工作。

  最初,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这样的人家。越来越多的外来工居住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胡颂恒将它们分了区,从A一直排到H。每当有朋友来,胡颂恒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这些地区去。为了让人了解还有人这样艰苦地生活着,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胡颂恒几乎从未对别人提起,有很多可供居住的房子是他发现的。他把房子租下来,置办了全部所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有的甚至还配上了电视。然后,到处邀请外来工来住,他为他们付房租和水电费。


  “他没事就会到街上、火车站,碰到看上去像外地人的就问:你是来打工的吗?找到地方住了吗?我们那儿有房子,要不要去住?”钟念蓉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说,“真的,他就是那样的。”

  她是胡颂恒为孩子们聘请的第一位老师。最初义务加入胡颂恒的团队时,她也被领到外来工的居住区域。

  她被吓着了。她就住在紧邻棚户区的一幢楼房,但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

  2003年的秋天,钟念蓉刚从海南辞职回到肇庆,时间很充裕,于是开始在白天领着上不起学的孩子们读书。最初只有两三个,越来越多。钟念红毫不怀疑,这是胡颂恒到处“宣传”的结果。

  “我见过很多次,他见到小孩子的家长就说:‘我们那里可以读书,不要钱的,去吧!’”

  只要出现在教室门口,只要是外来工的孩子,不论大小,胡颂恒一律收下。教师不够,地方不够,也没有办法分班教学;没有教材,没有黑板,也没有教学计划。胡颂恒不在乎。“教一些你们认为他们应该学的,总比让他们待在家里强。”因此,常常是老师教大一点的孩子时,小孩子就坐在一边看胡颂恒买来的动画片;而教小孩子们学唱歌和英文时,大孩子就坐在后面练习算术。

  那时胡颂恒的教室已经搬了三次家,一次地方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更靠近外来工居住的区域。但依然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孩子。2004年7月1日,终于“定居”到肇庆市效外坑村里的一座二层小楼里。

  在胡颂恒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我们终于有三个教室了。还有三个专职的老师。孩子们可以分班上课。”他眨眨那双不常流露出笑意的眼睛:“我们还有黑板、电视和教材。”

  钟念红理所应当地成为第一名专职老师。胡颂恒坚持要付她薪水。

  瞿丽珍这时20岁了,也开始受聘于胡颂恒,成为小班教师。她再不用到附近的工厂去作工,可以每天和家人住在一起。她的弟弟宏伟,早在两年前上了肇庆的正规中学,从初一读起。“钱是胡颂恒出的,每年1500元。”

  但的确,这里仍然不能称为一所学校。可胡颂恒终于有机会向他喜欢的人致以敬意———他将这个小楼命名为:肇庆市外坑利玛窦学习中心。

  “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

  他从不认为,有理由帮助一些人,还有理由拒绝另外一些人。因此,这张来自澳大利亚的“福利网”越织越大。

  他常常没有钱。

  “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钟念红说。她们知道胡颂恒又陷入了窘境。于是便说:没关系,不发也可以。但胡颂恒过几天便把钱给了她们。“你们也要生活啊!”但她们知道,钱是胡颂恒借的。 >
  他依靠教富人的孩子学英语挣钱,为穷人的孩子请老师、建学校、买书本教材;同时,还要负担一些穷人的房租和生活费。逢年过节,他还常常请他们吃饭。

  2003年圣诞节,胡颂恒的香港朋友康老师第一次被邀请到肇庆来,就被胡颂恒“强迫”请外来工们吃饭。

  “胡老师就站在餐馆门口,看见路过的外来工就拉进来说:请你吃饭,不要钱。我们就站在柜台前,等着他们吃完了结账。”

  她笑称那种场面是“可怕的”:一桌人吃完了,就又来一桌,男女老少,整整吃了两天,有80多人。“但结账的人最后没有饭吃。”

  有了这次的经验,2004年圣诞时,他们预定了一个职工食堂,事先订了60份饭菜。可结果,胡颂恒一共请来了200多人。将食堂的库存吃光后,胡颂恒又在街边找了几家小饭馆,对康老师说:“没关系,在这里吃,吃完我们结账。”

  康老师曾经在香港和澳门从事特殊教育工作。2004年9月退休后,她便搬到肇庆来,与胡颂恒共同主持利玛窦中心。

  这位不领薪水、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校长现在接管了利玛窦中心的日常管理。一周五天,她全部待在学习中心,星期六则在自己家里义务教一些学生英语。那些是正规学校的学生,“但只要他们想学,我都愿意教。”

  而胡颂恒则退身转向邀请更多的人到肇庆来帮助外来工的任务中。当然,他还要挣更多的钱,因此,在加美学校担任了更多的课程。

  现在,利玛窦中心已有80多个孩子,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胡颂恒为此感到高兴,但康老师却为此发愁:没有那么多教室,没有那么多老师,怎么办啊!

  她制订了新的规则:四岁以下的孩子不收;前来要求入学的,必须要进行家访,以确定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

  就在3月4日下午,大约3时30分,一个长得很结实,脸色黑红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办公室,看见康老师便大声说:“收孩子上学吧。”

  “你从哪里听说的这里收学生?”

  妈妈粗着嗓门:“大家都说嘛。”

  小男孩儿一声不吭,睁着大眼睛东看西看。

  “几岁了?”康老师把他拉到身前问。

  “四岁。”妈妈答。

  “四岁?”康老师不信,“哪一年生的?”她神秘地笑,小声说:“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不到四岁不收,全都说是四岁。”

  “2001年7月生的。”

  “那太小了,我们不要。”那个妇女有些尴尬,红着脸不知该怎么办,咧嘴笑着央求:“要!要!”

  “住在哪儿?”

  “就在后边。”

  “那好,你领我去。”

  一路上边走边聊,康老师得知,这家人是一个星期前从贵州来的。还有个7岁的男孩儿,留在老家上

小学,由爷爷奶奶看管。现在,夫妻俩都找到了工作,孩子便没有人带了。

  “那可以送到幼儿园去啊。”

  “太贵了,送不起。”

  “那为什么不留在老家?”

  “太小了,我们那个村办小学也不收。老人也管不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来?”

  “在老家种地,没办法活哟!”

  在一片简陋的住房前,立即有些妇女抱着孩子围上来,把自己的孩子给康老师看,问:这个收不收?

  康老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举手向天,无奈地大笑起来。

  她最终收下了这个小男孩儿。

  从2005年春天开始,康老师要求家长缴纳一定的费用:每人每学期五元,孩子们则可获得教材、作业本、玩具、课外读物和每日两次的课间茶点。

  “我并不是想要这些钱,但家长们应该明白: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负有责任。”康老师说,她常看到家长们给孩子们买零食,却从不给他们买书。

  胡颂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终于现在有了两只手和两只脚”

  许多人因胡颂恒的努力改变了生活。

  2003年,胡颂恒例行地去贫困区。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面色惨白地坐在一扇窗前,没有表情。他冲他挥手,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第二次看到他时,胡颂恒便对他说“你好”。他还是不吱声儿。

  他总是坐在那扇窗前。终于,那年秋天,胡颂恒第一次踏进了这个男孩儿的屋子。他惊呆了:这个男孩儿只有一条健康的右胳膊,其余三肢都已残缺不全。

  他叫黄远中。一年前,跟随打工的父亲从茂名到肇庆来,却在火车站被火车撞了。

  胡颂恒坚持每天去他家里看他,陪他说话。他搬来一台电脑,鼓励远中学习。“你不会永远待在屋子里的。”

  这个愿望不久便实现了。2004年初,胡颂恒的香港朋友给远中捐了一辆电动轮椅。胡颂恒为他租了一间新房子,将门槛和门外的地面都用水泥抹平。“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胡颂恒说,“至少多晒晒太阳。你的脸太白了!”

  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仍是不够的。半年后,2004年7月,在一位香港朋友帮助下,远中到广州去安装了假肢。那一天,胡颂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终于现在有了两只手和两只脚。”

  远中恢复得很快。假肢安装一个月后,胡颂恒和康老师去广州看望他。他已经可以借助帮助站起来。为了庆祝,他们一起去了麦当劳。那是远中第一次吃麦当劳。

  远中现在仍住在广州市康复医院,胡颂恒买给他的电脑和轮椅都搬到了这里。

  “我昨天还给胡颂恒打了电话。”他站在房间中央腼腆地笑。虽然安装了假肢,他仍然不能很舒服地坐着,走得也很慢,“但那当然比以前好多了。”

  鸡年的第一天,远中坐长途车回到了肇庆,一个人!之后不久,他过了17岁生日。

  “我总会觉得对不起他。”他换了个姿势,低下头,用手指在床单上乱画着,“这么长时间,没什么进步。”

  胡颂恒不知道这些。他还有更多的事要考虑。

  外来工居住区几乎每月都会降生新的孩子,有一些生下来便有些残疾,有一些因为缺医少药而导致不可治愈的病痛,还有一些,因为父母照顾不周而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每一天都会发生:被车撞,被火烧,被开水烫。”他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连续一个月的降雨,使很多外来工失业了。胡颂恒要赶去为一些人家付房租。他出资在山中新建了一所房子,去年年底完工了。摆上缝纫机、电视机和理发用具,他打算将这里作为大人们的培训中心(命名为:马可波罗中心),以增加他们谋生技能。但尚未实施。

  他还要去附近的两所小学义务教英语。其中一所,用他筹来的钱新近全部重新进行了装修。“附近一共有19所小学,都很贫困。”他说。

  人们称赞他的菩萨心肠,即使受了骗,也从不怨天尤人。一户人家住进他租的房子,没几天便把屋里的东西卖光走了;一个被他送去聋儿学校的流浪儿,不辞而别;另一个他从车站捡来的孩子,骗他说是被拐卖到这里来的,结果当胡颂恒请警察送他回家时,他穿着胡颂恒新买来的衣服溜掉了……

  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但胡颂恒不这么看:“坏人总是很少很少的。”

  他有很多证据。

  当关于他的报道出现在当地媒体后,广东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的一个党小组赶过来,留下3500元钱。他们说,正值“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期,他们将把这里作为一个活动基地;肇庆学院的一个女孩子带着两大包衣服和书本跑来,“我可以在这儿义务教课。”她说,她就是依靠好心人的捐助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有能力帮助别人了;还有两个在纱厂做工的17岁女孩儿,利用休息时间花了两个小时赶过来,羞涩地拿出了150元钱,那是她们每月收入的五分之一……

  胡颂恒感动极了,用别人对他的评价称赞他们:“真是好人!”

  但这并不是他最需要的。胡颂恒最希望的还是让孩子们都去正规学校。“我们这里没有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孩子们需要正规的教育。”

  2004年的一天,胡颂恒在报纸上看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后,便把它印在了名片背面:“大家都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我想我也有个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愿望,就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得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解决我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我想,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如果不出意外,胡颂恒会将所剩不多的生命全部留给中国。

  “我想去那些更贫穷的地方帮助穷人。比如贵州。”他说。“我还很想见见温家宝。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本报记者 江菲)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他似乎就是为中国的穷人而生。

  对于一个在中国只生活了四年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有些夸张。但是,当他微驼着背,穿着雨鞋,挎着一个布包,慢慢走在广东肇庆郊区泥泞的山路上,用那双浅棕色的眼睛,友爱而略含伤感地望着那些住在棚户里的外来工时,没人再怀疑这一点。

  谈起打工者的困境时,他会抬起眼睛向远处望去,带着些许无奈和感伤,平淡地说:“应该帮助那些穷困的人。”

  他所提供的帮助却绝不平淡。他建立了一所专供外来工子女学习的“中心”;帮助了不止一个外来工子女进入当地正规学校学习;每周四天,他率领外国老师为当地人义务做英语辅导;每隔几周,他还要去附近的小学校义务教课;他为一些没钱的外来工付房租,还为另一所经济困难的村办小学在网上征集装修教室的款项……

  “你只要见到他们,就会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

  一切都是从2001年9月,胡颂恒(John David Wotherspoon)进入肇庆市加美学校后的一天开始的。

  那时,他刚到加美学校任外籍教师不久。就在学校西门外的小路上,常有一名妇女领着个男孩儿卖水果。这天,胡颂恒买完香蕉后,突然问那个男孩儿:“你几岁了?为什么不上学?”

  男孩儿十分文静,个子不高,面色发白,眨着大眼睛,透出一股聪明劲儿。

  男孩儿有些吃惊,略带羞涩地回答:“没有钱。”

  他没有想到,随后不久,胡颂恒就去了他们的家。

  那是加美学校附近一片二层楼房里的一个套间。男孩儿叫瞿宏伟,13岁,应该上初一。他还有个姐姐,叫瞿丽珍,如果还在学校,应是高中一年级。由于父亲生意失败,他们一家四口从湖南到肇庆来投奔亲戚,暂时靠母亲卖水果维持简单的生活,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让孩子们上学了:外来人口想要进入当地的学校,必须多缴很多钱。

  胡颂恒给姐弟俩起了英文名字:Janet和Paddy。

  “胡老师当时穿着一条蓝裤子,一件棕色的外套,在袜子外面穿了双凉鞋。”瞿丽珍回忆说,“就和现在穿的一样。”

  她又强调:“他老是穿那几件衣服。夏天穿凉鞋,冬天就在脚上套上袜子。”

  几乎没怎么犹豫,胡颂恒立即决定帮助这对失学的姐弟。他没有其他的本事,于是就从教他们学英文开始。

  开始的几个星期,宏伟每天晚上到胡颂恒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去练习口语。没过多久,胡颂恒便在宏伟家附近租了一间同样的套间,办起了“英语角”。

  “他问周围的每个孩子:你想学英语吗?到这儿来吧,不花钱的。”宏伟说。

  那一片居民几乎全部是从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的孩子同宏伟和丽珍一样,没有学上,整日闲逛。

  胡颂恒能够讲流利的粤语,但从那时起,他明白应该练习说普通话了,因为外来者通常既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粤语。

  这间小屋里很快便聚集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孩子,还有成年人。孩

子们最初只是聚集在门口,胆怯地看着这个老外。但很快就涌进来:这个高个子白头发会讲中国话的老外,实在是太和善了。

  “英语角”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场所,闻讯而来的人日益增多。胡颂恒的业余时间几乎全搭在这里。

  胡颂恒常常夸奖瞿宏伟姐弟是“勤奋的孩子”:“你只要见到他们,就会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他始终认为,没有钱不应该成为上不了学的理由,因为“孩子的教育是社会的问题,而不只是家庭的问题”。

  “小时候受不到好的教育,长大就会为社会添麻烦。”他把手在上衣口袋两侧来回穿插,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说:“就会这样,这样。”

  “到那时,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麻烦。”他就这样简单地解释所作所为的全部原因。

  “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喜欢这个国家”

  胡颂恒今年58岁。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上小学时,他读到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太平洋邻居们》,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中学和大学期间,胡颂恒继续选修与中国有关的课程。直到今天,他最喜欢的书中有两本是关于中国的:《宋氏家族》和《慈禧太后》。

  “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喜欢这个国家。”

  26岁那年,大学毕业后,胡颂恒开始了他“应该帮助穷困的人”的实践。

  1982年,偶然地,胡颂恒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在那里见到了“真正穷困的人们”,“那种穷困是和澳大利亚的穷人完全不同的。”

  回国后,他开始千万百计地想通过国际组织申请去印尼当志愿者。可惜没有被选上,却意外地获得了到香港的机会。

  从1985年开始,胡颂恒便生活在与中国有关的土地上了———他从小便喜欢的国度。他为此感到兴奋。

  在香港的16年里,除了在教会服务,在学校学习中文,以及在社区内当志愿者,他将自己的足迹一点点扩展着。

  1987年,胡颂恒第一次来到肇庆。那时是陪同一队旅游者。得知这里是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后,胡颂恒立刻喜欢上了肇庆。从那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停留在香港。每到假期,他就背起背包,独自一个在广东省内“旅游”:住6元钱一夜的大车店,坐慢车,吃盒饭,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真正的中国生活。

  有一次,他在广东省内游荡了一个月,去了十几个城镇,只花了1000多元钱。但他十分满意,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了解了大多数中国人真正的生活。

  于是,中国内地成了胡颂恒实践人生理想的下一个地方。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胡颂恒做了所有准备:流利的粤语,香港居民身份证,甚至还特地去考了香港的驾驶执照,只可惜在肇庆从没用过。

  2001年,通过朋友介绍,胡颂恒终于获得了肇庆市加美学校外籍教师的工作。

  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的寄宿学校,每学期的学费要上万元。但胡颂恒看中的并不是这个。“我需要一份工作。无论什么都行。”他说,“因为我

要待在这里。”

  他看上去已十分适应肇庆的生活。别的外籍教师都是只教一个学期或一年就离开了,只有他,四年来始终住在那间教师宿舍里。

  教师宿舍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话,安装了宽带。但胡颂恒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只有那几件衣服。他的电脑是二手的,已是超期服役。

  “这个星期天我要找人帮我修修了。”电脑一再死机,他叹了口气。

  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四年来与孩子们的照片和中国地图,书架上堆满了书,地上堆满了包裹,那是他的朋友寄来送给这里的“穷人朋友”的。

  “吃香蕉吗?”他指着桌上的一根香蕉,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这里实在没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

  他的头顶已秃,鬓脚稀疏。他不是个健谈的人,谈论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那些外来工的孩子,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只是略有所思地陈述着,偶尔,会低下头,沉默,似乎这些孩子目前的状况他也有责任。

  可一旦在肇庆的朋友们聚起来,胡颂恒就变成了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吃饭前要问清每个人的喜好,而临近结束时又督促所有人把菜盘子都打扫光。

  每年暑假,胡颂恒都会飞回墨尔本探望他93岁的老母亲。她独自住在一家敬老院里。胡颂恒每天下午都用轮椅推她出去散步。

  “小时候,妈妈用摇篮推我出去;现在,我用轮椅推妈妈出去。”有一次,他这样对护士说。但他没有办法总陪在她身边。

  每年的墨尔本杯马赛时,他便和外籍老师聚在一起观看。这是他难得的放松。

  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将胡颂恒与澳大利亚联系起来了。

  “他是个好人!”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胡颂恒最贴切的评价

  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在胡颂恒还没有遇到瞿宏伟时,他便希望能够对这里的外来工子女有所帮助,但他不清楚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当英语教室一步步发展和扩张起来时,胡颂恒自己也有些兴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只要有条件,孩子们还是愿意学习的。

  2002年1月,英语教室有了第一台二手电脑。胡颂恒托人从澳大利亚买回了20多张英语教学光盘,还找了一位懂电脑的朋友,教宏伟和丽珍学习使用,再由他们教给其他人。

  半年之后,电脑增加到了7台,全部是胡颂恒用朋友捐的钱购置的。于是,英语教室在白天就成了电脑教室,而宏伟就成了这里的管理员。

  但晚上变得越发麻烦了。来这里学习英语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还是从肇庆市里坐很久的车特地赶来的。不久,他不得不将前来学习的人划分班级:每周一为小学一二年级,周二为小学三四年级,周四为小学五六年级,周五则专门为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成年人开放。

  人手不够。于是,胡颂恒在加美学校的外籍同事都被邀请到这里来。作为回报,胡颂恒在每次上课前请他们到学校门外的小饭馆“撮”一顿:通常不会超过50元。

  小孩子从头学习英文字母,学唱英文歌

和做游戏。年长一点的便每一两个分配到一名外籍教师,练习对话,话题从各自的家庭、学习和生活,一直到中国的高考制度及种种历史故事。

  孩子上课都是免费的。只有成人每次要缴3元钱,作为胡颂恒请老师们吃饭和坐公共汽车的费用。

  肇庆中学高二学生江雁最初是被朋友硬拉着来参加的。那时她才上初中二年级。但来了一次以后,就很自觉地坚持下来。

  “因为学校里外教太少了。一般一个学校只有一两名,几百个人分一个老师,几乎轮不着你说话。”她说以前自己的口语很差,看着别人说干着急。但现在,在这所肇庆最好的学校里,她的英语口语也能数得上。

  对于像她这样长年坚持的学生,到英语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学校有晚上不许出校门的规定,也要千方百计请假出来。

  2005年春天的第一次英语角活动,就是在江雁和另外几个高中生的强烈要求下,提前进行的。寒流南下,肇庆下着雨,室内温度也只有五六摄氏度。胡颂恒带了三位外籍教师来。学生也是三个。

  离开时,胡颂恒嘱咐他们:下次争取多叫些同学来。

  但女孩子们不理会这些。回去的路上,她们在嘻嘻哈哈地讨论是不是以后要找一个像胡颂恒这样的男朋友。

  “他是个好人!”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胡颂恒最贴切的评价。

  “你是来打工的吗?找到地方住了吗?我们那儿有房子,要不要去住?”

  胡颂恒习惯在北岭山下外来工居住的区域里“考察”。

  从加美学校一直走出去,几乎所有漂亮的高层居民楼后面,都是垃圾场一样的“棚户区”。这些地方就像伤疤,现代化和时髦的装饰把它们遮住了。泥泞的道路,黑暗的居所,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还有触目可及的垃圾……

  白天,这里是孩子的世界。流着鼻涕,咬着手指,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追逐着刚出生的小狗,在山路上玩耍。

  胡颂恒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常引起好奇和惊恐的目光。但很快,他就与外来工们交上了朋友。

  “吃饭了吗?”他蹲下去,摸着小孩子的头问。

  “上学了吗?愿不愿意跟我去上学?”大一点的孩子,他便希望能拉到他的教室里去。

  “这几天有活儿干吗?”碰上大人,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他的话不多,只是看,并给予微笑和鼓励。他了解绝大部分家庭的情况:有几个孩子,几岁,是否上学或上过学,父亲做什么工作。

  最初,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这样的人家。越来越多的外来工居住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胡颂恒将它们分了区,从A一直排到H。每当有朋友来,胡颂恒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这些地区去。为了让人了解还有人这样艰苦地生活着,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胡颂恒几乎从未对别人提起,有很多可供居住的房子是他发现的。他把房子租下来,置办了全部所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有的甚至还配上了电视。然后,到处邀请外来工来住,他为他们付房租和水电费。


  “他没事就会到街上、火车站,碰到看上去像外地人的就问:你是来打工的吗?找到地方住了吗?我们那儿有房子,要不要去住?”钟念蓉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说,“真的,他就是那样的。”

  她是胡颂恒为孩子们聘请的第一位老师。最初义务加入胡颂恒的团队时,她也被领到外来工的居住区域。

  她被吓着了。她就住在紧邻棚户区的一幢楼房,但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

  2003年的秋天,钟念蓉刚从海南辞职回到肇庆,时间很充裕,于是开始在白天领着上不起学的孩子们读书。最初只有两三个,越来越多。钟念红毫不怀疑,这是胡颂恒到处“宣传”的结果。

  “我见过很多次,他见到小孩子的家长就说:‘我们那里可以读书,不要钱的,去吧!’”

  只要出现在教室门口,只要是外来工的孩子,不论大小,胡颂恒一律收下。教师不够,地方不够,也没有办法分班教学;没有教材,没有黑板,也没有教学计划。胡颂恒不在乎。“教一些你们认为他们应该学的,总比让他们待在家里强。”因此,常常是老师教大一点的孩子时,小孩子就坐在一边看胡颂恒买来的动画片;而教小孩子们学唱歌和英文时,大孩子就坐在后面练习算术。

  那时胡颂恒的教室已经搬了三次家,一次地方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更靠近外来工居住的区域。但依然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孩子。2004年7月1日,终于“定居”到肇庆市效外坑村里的一座二层小楼里。

  在胡颂恒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我们终于有三个教室了。还有三个专职的老师。孩子们可以分班上课。”他眨眨那双不常流露出笑意的眼睛:“我们还有黑板、电视和教材。”

  钟念红理所应当地成为第一名专职老师。胡颂恒坚持要付她薪水。

  瞿丽珍这时20岁了,也开始受聘于胡颂恒,成为小班教师。她再不用到附近的工厂去作工,可以每天和家人住在一起。她的弟弟宏伟,早在两年前上了肇庆的正规中学,从初一读起。“钱是胡颂恒出的,每年1500元。”

  但的确,这里仍然不能称为一所学校。可胡颂恒终于有机会向他喜欢的人致以敬意———他将这个小楼命名为:肇庆市外坑利玛窦学习中心。

  “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

  他从不认为,有理由帮助一些人,还有理由拒绝另外一些人。因此,这张来自澳大利亚的“福利网”越织越大。

  他常常没有钱。

  “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钟念红说。她们知道胡颂恒又陷入了窘境。于是便说:没关系,不发也可以。但胡颂恒过几天便把钱给了她们。“你们也要生活啊!”但她们知道,钱是胡颂恒借的。 >
  他依靠教富人的孩子学英语挣钱,为穷人的孩子请老师、建学校、买书本教材;同时,还要负担一些穷人的房租和生活费。逢年过节,他还常常请他们吃饭。

  2003年圣诞节,胡颂恒的香港朋友康老师第一次被邀请到肇庆来,就被胡颂恒“强迫”请外来工们吃饭。

  “胡老师就站在餐馆门口,看见路过的外来工就拉进来说:请你吃饭,不要钱。我们就站在柜台前,等着他们吃完了结账。”

  她笑称那种场面是“可怕的”:一桌人吃完了,就又来一桌,男女老少,整整吃了两天,有80多人。“但结账的人最后没有饭吃。”

  有了这次的经验,2004年圣诞时,他们预定了一个职工食堂,事先订了60份饭菜。可结果,胡颂恒一共请来了200多人。将食堂的库存吃光后,胡颂恒又在街边找了几家小饭馆,对康老师说:“没关系,在这里吃,吃完我们结账。”

  康老师曾经在香港和澳门从事特殊教育工作。2004年9月退休后,她便搬到肇庆来,与胡颂恒共同主持利玛窦中心。

  这位不领薪水、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校长现在接管了利玛窦中心的日常管理。一周五天,她全部待在学习中心,星期六则在自己家里义务教一些学生英语。那些是正规学校的学生,“但只要他们想学,我都愿意教。”

  而胡颂恒则退身转向邀请更多的人到肇庆来帮助外来工的任务中。当然,他还要挣更多的钱,因此,在加美学校担任了更多的课程。

  现在,利玛窦中心已有80多个孩子,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胡颂恒为此感到高兴,但康老师却为此发愁:没有那么多教室,没有那么多老师,怎么办啊!

  她制订了新的规则:四岁以下的孩子不收;前来要求入学的,必须要进行家访,以确定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

  就在3月4日下午,大约3时30分,一个长得很结实,脸色黑红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办公室,看见康老师便大声说:“收孩子上学吧。”

  “你从哪里听说的这里收学生?”

  妈妈粗着嗓门:“大家都说嘛。”

  小男孩儿一声不吭,睁着大眼睛东看西看。

  “几岁了?”康老师把他拉到身前问。

  “四岁。”妈妈答。

  “四岁?”康老师不信,“哪一年生的?”她神秘地笑,小声说:“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不到四岁不收,全都说是四岁。”

  “2001年7月生的。”

  “那太小了,我们不要。”那个妇女有些尴尬,红着脸不知该怎么办,咧嘴笑着央求:“要!要!”

  “住在哪儿?”

  “就在后边。”

  “那好,你领我去。”

  一路上边走边聊,康老师得知,这家人是一个星期前从贵州来的。还有个7岁的男孩儿,留在老家上

小学,由爷爷奶奶看管。现在,夫妻俩都找到了工作,孩子便没有人带了。

  “那可以送到幼儿园去啊。”

  “太贵了,送不起。”

  “那为什么不留在老家?”

  “太小了,我们那个村办小学也不收。老人也管不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来?”

  “在老家种地,没办法活哟!”

  在一片简陋的住房前,立即有些妇女抱着孩子围上来,把自己的孩子给康老师看,问:这个收不收?

  康老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举手向天,无奈地大笑起来。

  她最终收下了这个小男孩儿。

  从2005年春天开始,康老师要求家长缴纳一定的费用:每人每学期五元,孩子们则可获得教材、作业本、玩具、课外读物和每日两次的课间茶点。

  “我并不是想要这些钱,但家长们应该明白: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负有责任。”康老师说,她常看到家长们给孩子们买零食,却从不给他们买书。

  胡颂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终于现在有了两只手和两只脚”

  许多人因胡颂恒的努力改变了生活。

  2003年,胡颂恒例行地去贫困区。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面色惨白地坐在一扇窗前,没有表情。他冲他挥手,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第二次看到他时,胡颂恒便对他说“你好”。他还是不吱声儿。

  他总是坐在那扇窗前。终于,那年秋天,胡颂恒第一次踏进了这个男孩儿的屋子。他惊呆了:这个男孩儿只有一条健康的右胳膊,其余三肢都已残缺不全。

  他叫黄远中。一年前,跟随打工的父亲从茂名到肇庆来,却在火车站被火车撞了。

  胡颂恒坚持每天去他家里看他,陪他说话。他搬来一台电脑,鼓励远中学习。“你不会永远待在屋子里的。”

  这个愿望不久便实现了。2004年初,胡颂恒的香港朋友给远中捐了一辆电动轮椅。胡颂恒为他租了一间新房子,将门槛和门外的地面都用水泥抹平。“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胡颂恒说,“至少多晒晒太阳。你的脸太白了!”

  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仍是不够的。半年后,2004年7月,在一位香港朋友帮助下,远中到广州去安装了假肢。那一天,胡颂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终于现在有了两只手和两只脚。”

  远中恢复得很快。假肢安装一个月后,胡颂恒和康老师去广州看望他。他已经可以借助帮助站起来。为了庆祝,他们一起去了麦当劳。那是远中第一次吃麦当劳。

  远中现在仍住在广州市康复医院,胡颂恒买给他的电脑和轮椅都搬到了这里。

  “我昨天还给胡颂恒打了电话。”他站在房间中央腼腆地笑。虽然安装了假肢,他仍然不能很舒服地坐着,走得也很慢,“但那当然比以前好多了。”

  鸡年的第一天,远中坐长途车回到了肇庆,一个人!之后不久,他过了17岁生日。

  “我总会觉得对不起他。”他换了个姿势,低下头,用手指在床单上乱画着,“这么长时间,没什么进步。”

  胡颂恒不知道这些。他还有更多的事要考虑。

  外来工居住区几乎每月都会降生新的孩子,有一些生下来便有些残疾,有一些因为缺医少药而导致不可治愈的病痛,还有一些,因为父母照顾不周而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每一天都会发生:被车撞,被火烧,被开水烫。”他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连续一个月的降雨,使很多外来工失业了。胡颂恒要赶去为一些人家付房租。他出资在山中新建了一所房子,去年年底完工了。摆上缝纫机、电视机和理发用具,他打算将这里作为大人们的培训中心(命名为:马可波罗中心),以增加他们谋生技能。但尚未实施。

  他还要去附近的两所小学义务教英语。其中一所,用他筹来的钱新近全部重新进行了装修。“附近一共有19所小学,都很贫困。”他说。

  人们称赞他的菩萨心肠,即使受了骗,也从不怨天尤人。一户人家住进他租的房子,没几天便把屋里的东西卖光走了;一个被他送去聋儿学校的流浪儿,不辞而别;另一个他从车站捡来的孩子,骗他说是被拐卖到这里来的,结果当胡颂恒请警察送他回家时,他穿着胡颂恒新买来的衣服溜掉了……

  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但胡颂恒不这么看:“坏人总是很少很少的。”

  他有很多证据。

  当关于他的报道出现在当地媒体后,广东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的一个党小组赶过来,留下3500元钱。他们说,正值“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期,他们将把这里作为一个活动基地;肇庆学院的一个女孩子带着两大包衣服和书本跑来,“我可以在这儿义务教课。”她说,她就是依靠好心人的捐助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有能力帮助别人了;还有两个在纱厂做工的17岁女孩儿,利用休息时间花了两个小时赶过来,羞涩地拿出了150元钱,那是她们每月收入的五分之一……

  胡颂恒感动极了,用别人对他的评价称赞他们:“真是好人!”

  但这并不是他最需要的。胡颂恒最希望的还是让孩子们都去正规学校。“我们这里没有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孩子们需要正规的教育。”

  2004年的一天,胡颂恒在报纸上看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后,便把它印在了名片背面:“大家都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我想我也有个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愿望,就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得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解决我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我想,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如果不出意外,胡颂恒会将所剩不多的生命全部留给中国。

  “我想去那些更贫穷的地方帮助穷人。比如贵州。”他说。“我还很想见见温家宝。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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