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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的衬衣衣领上,一枚寒光闪闪的大头针,但张继升却浑然不觉。

采访安排在2004年11月2日上午,而在当日下午,他又出席了国家有关部委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50年论坛”。也许因为太过匆忙,夫人代买的新衬衣他甚至还没顾得上把上面的大头针全部拔去。

记者顺手代劳了“拔刺”的工作,但面色祥和的张继升并没有因此放松眼底的警惕——因为在若干年来,许多媒体一直充当了“挑刺”的角色,给他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与顾雏军的大张讨伐相反,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和责难,张继升更多地选择了“爱理不理”的态度。比如谈到“郎顾之争”时,他更愿意在关掉录音机之后倾泻对那些“胡说八道”之人的愤慨。他的谨慎和固执,代表着中国企业家中沉默前行的大多数。

如何给自己定位?是学者还是企业家?张继升自谦道:“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企业家没当好,学者也没做好!”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的确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学者性格的张继升和商人性格的张继升,总在不自禁地来回交替更换。

张继升首次回应郑百文股权纠纷案

2004年10月14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香铃等中小股东状告郑百文回购侵权案的终审在此开庭。庭上争论激烈,但当天并没有宣判结果。

而在2004年的6月14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郑百文将原告的股份进行回购处理缺少法律依据,且违背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判决被告返还6位股民三联商社流通股7800股。但双方均表示不服并上诉至郑州中院。

李香铃是谁?在2003年7月19日以前,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她不过是郑州市供水节水办公室的一名普通退休职工而已。但在这天之后,她却一跃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她的一纸诉状,再次把三联集团和张继升本人拖进这场没完没了的漩涡之中。

事情得从头说起。2001年2月23日,李香铃以5.89元/股的价格买入郑百文股份1000股。而郑百文2001年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债务重组的有关决议。决议内容包括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默示转让”:凡是没表示意见的股东视为默示,将把50%的股份过户给三联集团公司,而反对过户的股东将由公司按流通股1.84元/股、法人股0.18元/股的“公平价值”回购其股份。而李香玲等38名股东在规定时间限制的2001年3月19日之前作出了《股东声明》:明确表示既不同意将所持的郑州百文股份过户给三联,也不同意所持股份按“公平价格”被回购。2002年2月4日,历尽两年的艰难曲折,三联集团入主郑百文。

据南开大学韩强教授介绍,在重组决议通过之后,当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不敢就此为三联商社办理流通股50%的股权过户,在多次退回三联商社的申请之后,郑百文策划了所谓“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由郑州市市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等8名当事人状告郑百文,要求郑百文确认公司作出“关于股东采用默示同意和明示反对的意思表达方式的决议”有效,并敦促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2001年11月,郑州中院发出民事判决书,随后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发出了《关于协助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判决办理郑百文股份过户事宜的公告》。但此举引起了一些股东和证券公司的异议,多家券商拒绝执行过户的通知。最后,证券登记公司不得不强行进行划转,将67610个股东持有的83938776股郑百文股份,过户至“三联集团郑百文重组专用账户”。

有意思的一幕发生了:当初是郑州中院通过的执行过户的判决,现在几个小股民却在它下级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诉讼。水皮在杂文里指出,郑州中院曾数次承担过“为郑百文服务”的角色,但这次它明显犯了难:如果维持一审判决,那无疑是“自己扇了自己一耳光”;如果驳回一审判决,恐怕会引来更大的争议。

就一审判决,张继升在采访中表示了自己的愤慨:“当初过户这个决定就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你下级法院能把自己上级法院原先的决定推翻吗?真是荒唐之至!就算假定你是对的,我到哪里去给你再找出那些股票来?只可能增发啊!但你不管增发10股、20股,都要上报发审委的啊!这不是开玩笑吗?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

对张继升的委屈,北京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永春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判决的没办法执行,和该不该承担责任是两回事。没办法执行是指判决是有没有实际意义,但和应该怎么判决没有关系。在执行上有难度不能做抗辩的理由!”

面对如此大的道德和法律风险,张继升为什么会“贸然行事”呢?

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经理冀书鹏分析张继升的动机,可能是“想让事情尽量地简单”,因为直接回购最直截了当,但现在来看,它的成本却并不低,倒不如当时的迂回前进。“他现在把自己置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现在中小股东都比你还有力量,因为我即使只有一票也能告你,能把你折腾得够呛!”

韩强认为这件事带来的危害是:“把中国证券市场的诚信原则全部给打破了,大家对这个市场没有信心了!”

对张继升回购郑百文股票方案,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知识管理部主任吕爱兵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一次创新之举,有其积极的意义,“现在需要三联集团这样的公司,来把业绩差的公司通过重组变好,使股民权益得到保障。但从差的变好,它可能需要一些条件,所以需要股东们都来配合,分担一些损失、做出一些牺牲,不然变成了‘仙股’就一文不值了,大家就什么也没有了!”

面对种种质疑,张继升的态度是“无所谓”,他分辩道:“不管什么事情,是先有实验还是先有理论?应该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吧!”

“造城”梦想受挫

张继升的每一次重大举措,外界的毁与誉似乎总是如影随行。

2004年7月19日一大早,张继升刚从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地博会”上归来,便迫不及待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展示自己和三联城建一举摘下的两项“桂冠”:“2004年度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大杰出贡献人物”、“中国城市运营商50强”。但与会记者更关注的,可能是不久前有关媒体报道的三联“凤凰城”项目涉嫌违法圈占上万亩土地的问题。

颇有“挥斥方遒”气概的张继升,一直有“造城”的梦想。所以,他所领导下的三联城建,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以城市为主导产品的城市运营商,而非单纯的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的目的是卖房子,而我除了开发房产之外,其他的城市必备的功能我都是配套的,这对城市运营商的要求更高。”

于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三联城建房地产开发的“战车”扫荡了一片又一片荒山和孤岛。从千佛山下的阳光舜城,到济南东郊的凤凰城和彩石花苑,再到青岛东北的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他的梦想一个个从蓝图上走下来变成现实。

在谈到房地产开发建设造成对农民土地侵占的问题,张继升认为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越界造成的”。他说:“农民的土地他自己却做不了主,政府想搞一个什么开发园,就把你的土地给圈掉了,你有什么话讲?政府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过来,然后转手卖给开发商,增加的收益用来搞政绩工程,但牺牲的是农民啊!当他圈占农民土地的价格是象征性价格,甚至是零价格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圈?”说到激愤处,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房地产开发商的身份,以一种学者的忧世情怀,表达了自己的愤慨:“这等于是政府把别人的东西处置了,这是不对的啊!你凭什么掠夺别人的东西呢?”

但关于外界对涉嫌违法圈占上万亩土地的质疑,张继升坚持自己办事一直是“中规中矩的”,对此他心安理得:“我们没有占有一块好地,都是荒山野岭、垃圾场之类别人都看不上的土地,没有任何对农民利益的侵害!”但是,“凤凰城”项目至今到底有没有取得各种手续呢?张继升的答案有点含糊:“具体事情很复杂,我不好和你表态!”

韩强觉得张继升太过冒进,是属于一种书生似的意气用事,“其实我很同情张继升,他原想着有了区政府的承诺,于是一边开发一边上报,没想到出了差错,国家要规范,一下子把自己晾在了那里。他一直觉得自己很有把握,但从没有想过如果不行我怎么办?结果干到不行就傻眼了,弄得自己相当被动。”韩强对类似这种企业对当地政府过分依赖的现象提出了批判:“你看史玉柱盖巨人大厦,原来要盖20多层,但来一个官员视察便要求加几层,最后盖不上去就垮了,最后有谁来承担责任?还不是你自己!中国再出现胡雪岩似的官商就麻烦了!”

对外人的担心,张继升似乎胸有成竹:“大家都在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毕竟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当地农民怎么办?总而言之,我们相信政府能在现在的法规框架下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明年能上福布斯排行榜?

很多关注三联集团的人,心头一直都存在着一团迷雾:三联集团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张继升到底是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还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据说,国内众多富翁排行榜在“论资排辈”时,都曾锁定张继升为候选对象,但最终却因为无法进行准确判断而只得放弃。

在采访的当天,这种“误解”再一次上演:记者在网上看到一封“致三联集团董事长张继升”的信,题目是“MBO,你真的不动心吗?”里面有这样一些话:“对于三联的今天,您功不可没,但无论在集团还是下属的子公司,您没有一点股份,因此不管集团现在对您多么言听计从,但您永远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者’。和您手下那些扛麻袋盖房子、站柜台卖家电的打工仔相比,区别无非是您的薪水比他们高一点、衣着鲜亮一点、办公室宽敞明亮一点而已……”

张继升立即戴上眼镜,双手捧着这封信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片刻之后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其实我们早就完成了,只不过大家不知道罢了!”据他介绍,三联集团从1993年就开始进行改制,到2001年彻底完成,成立了职工持股中心,管理骨干持有6000万股,一举成为第一大股东。张继升的眼里甚至闪现小孩子似的诡计得逞后那种得意的光芒,“我们没有让媒体报道。因为你们一炒作的话,肯定就有说对的和不对的,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添很多麻烦!”

那他本人到底持有多少股份呢?张继升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答道:“不到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有媒体分析,张继升目前的安排只是一种过渡,他迟早会从职工持股大会中脱颖而出。与李东生等人身价的一飞冲天相比,张继升现在更像是一条藏匿深渊的潜龙。记者试探地问道:“以后几年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吗?我们希望在明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翁排行榜上能看到你的名字!”张继升则会意一笑:“那要再看看!如果我搞得好,说不准大家都会同意。”

外表儒雅、操一口浓重山东口音的张继升,却声称自己不太信奉儒家那些东西,反而对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有感触。他这样评价自己的管理风格:“我管的事不太多,只管大事和小事,但不管中间的事!”除了收购郑百文这种颇费脑细胞的大事之外,他还分管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厕所的卫生问题,比如发现里面没有卫生纸了之类,他就要找负责人员的麻烦。

在张继升下榻宾馆的房间里,随手摆放着几份《经济观察报》。对这份由三联投资的财经主流报纸,张继升称它为“我们的报纸”。他对自己的“无为”颇为几分自得:“我从不干涉他们的办报方针!在当初重组郑百文时,他们也说了我们很多不好的话嘛!而且,我们对手企业的宣传文章,也常常大块大块地出现在它上面。”

说到最近发生的“郎顾之争”时,张继升三缄其口。在记者的追问下,他才说:“我和顾雏军、张维迎两个人很熟,对此事我肯定也有我的看法,但我不想评论!”在记者承诺关掉录音机后,张继升才一脸气愤地指责道:“有些人简直在胡说八道!”

怀书生报国之心、做产业强国之梦,这恐怕是中国的张继升们一次又一次感动别人、感动自己的伟大初衷!但在谋求实现的漫长过程中,纯洁的初衷是否发生了扭曲?采取的手段是否伤害了一些无辜者的利益?这可能是要企业家们暂定脚步、抹去固执,去重新审视的问题。

当然,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还有更强大的外部因素在骚扰,这导致了他们的“难言之痛”:一件事成功了,也许并不全是他本人的功劳;一件事失败了,也许并不全是他本人的过失!或许我们更应该体谅他们欲言又止背后的痛苦与无奈!

本想衔枚疾行的张继升们,没想到自己会在前行的路上踏翻一个又一个马蜂窝!对如芒在背的蜇痛之苦,不应该麻木得浑然不觉啊?——或许,他们是浑然不顾了!

资料链接:1985年,张继升离开安稳的科研机构,在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济南无线电三厂的基础上,组建了三联。在他的领导下,三联从一个400余人的小工厂发展成一个员工3万人、净资产3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同时,张继升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企业审美文化方向硕士生导师,2002年3月25日,受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编辑/黄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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