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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交换机为代表的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特征

  (一)以研发为先导,通过局部突破带动整体技术水平提高

  首先,我国自主研发的程控交换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挥了“后发优势”,技术起点高。在硬件方面,采用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在软件开发方面,大多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软件开发工具,新旧设备可以兼容,使得各机型在综合性能指标方面均达到或超过目前在华合资企业产品,有的甚至优于国外最新机型。通过自主研发,我国掌握了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系统设计技术,其综合性能达到国际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继04机之后,CC08、SP30等机型陆续研制成功,并实现产业化,出现了产业界少有的群体突破现象。
  第二,通信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国产化装备水平显著提高,部分关键技术有所突破。不但程控交换机在“九五”期间实现了群体性突破,同时在移动通信、DWDM、SDH、ATM等关键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使我国通信产品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并已开始装备通信网。“909工程”的建成,使集成电路芯片生产技术与国际差距缩小,集成电路主流生产技术已提高到8”、0.35μm,部分通信设备企业研发设计达到0.18μm水平。在交换机研制成功的基础上,7号信令设备、综合业务数字网交换机及终端、智能网系统、接入网产品、光纤传输系统、ATM骨干网设备、TMNM网管系统、高速路由器和环境监控系统等新型技术装备的研制方面相继取得成功并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初步具备了为电信骨干网、业务网、支撑网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技术及设备支撑能力,产品技术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第三,在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近年来,巨龙公司等企业相继开展了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的研制开发,在移动交换中心(MSC)、基站控制器(BSC)、基站(BS)及手机(HS)方面均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1997年一批国内企业和科研单位自主开发GSM系统获得成功,1999年大唐、华为、金鹏、中兴等企业自主开发的GSM系统设备先后取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并步入产业化阶段。目前国产GSM设备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十多个省市区,并承担了全国移动骨干智能网和骨干信令网的建设任务。

  (二)实行以差别化、市场细分为特征的产品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我国几家成功的通信设备企业都是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开发出了满足不同市场需要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扩大,技术成熟度日趋提高。目前全国局用程控交换机生产厂家44家,年生产能力超过3500万线;用户交换机生产厂家150多家,生产能力超过700万线。新增程控交换机国内生产比重已达到90%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所占比重达60%以上。到1998年底,自主开发的局用程控交换机在全国电信公网中累计超过了30%,程控交换机和移动通信设备分别以29.95%(1994—1998年)和27.47%(1996—1998年)的速度增长。
  同时,适应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形势,通信设备行业的产品更新换代非常之快。由于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国内市场很快就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再加上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品更新和升级也比较快,由程控交换机向移动交换机转移,并进一步向终端产品(手机)和基站方向发展。我国从程控用户小交换机的兴起到现在的日益萎缩,从话音通信到数据通信的发展,只是3—5年的时间。国内电信业正在逐步摆脱电信网技术进步受制于人的状况。
  移动通信中手机的生产是一个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我国也开始起步发展。目前国内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GSM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生产企业有27家,年生产能力达7000万台,主要仍处在散件组装与整机装配阶段,个别开始核心技术开发。其中内资企业10家,2000年上半年产量超过140万部。

  (三)内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结构逐步改善,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从垄断集中到垄断竞争
  在发展之初,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基本上处于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但由于内资企业的发奋图强,使程控交换机市场由原来外资产品垄断转变为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内资企业为主,内资企业程控交换机的生产规模也大幅度提高。程控交换机的经济规模为100万线,目前“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几家企业都超过了500万线的生产能力。内资企业的成功介入,使得交换机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如局用程控交换机由原先的每线300美元左右降到近30美元。
  在移动电话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的开放性和巨大市场的吸引,市场结构由原来的摩托罗拉一家垄断,发展到三个层次共同发展:一是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三足鼎立,1999年三个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85%;二是西门子、NEC等8家占据了12%;三是国内企业如科健、波导和东信的兴起,正在打破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市场占有率由1999年的不到3%上升到近10%。

  二、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业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进口通信设备和吸收外资发展通信设备成为加快我国电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也决定了我国通信设备市场一开始就体现出“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特征。但由于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以强化研发为重点,并进行正确的市场和技术定位,使得“巨、大、中、华”等一批国内企业实现了群体突破。

  (一)在开放中确立了进口、合资和自主开发三个层次共同发展的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世界先进的程控数字通信关键技术国内还未掌握,更没有自己开发的程控交换机产品。这种情况下,只有与外商合资经营,才能不断得到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进而通过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科研开发和创新能力。上海贝尔是我国第一家合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项目谈判之初,我国政府就确定了引进技术超前性的原则,最终选择的S12机型在当时世界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属领先技术。为使中方能顺利掌握有关技术,在最初的合营合同和技术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技术引进和转让的详细内容和时间表。由于在谈判过程中对技术引进高度重视,使中方在合资企业中占据了主动,并得到了外方的积极合作。上海贝尔在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开发体系,至今已取得了几十项成果,其中24位7号信令系统的开发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在此技术上对我国的封锁。为给S12配套,在贝尔的基础上又合资建立了上海贝岭微电子项目,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并发展到0.8一1.2μm的技术,带动了国内微电子技术的提高。
  高度开放和巨大的市场吸引,使我国电信设备市场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也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将其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拿来进行竞争,上海贝尔之后建立的天津日电、摩托罗拉、青岛朗讯、广东北电等合资企业的技术层次都比合资初期有较大的提高。
  通过合资、竞争、学习,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强化自主开发,我国内资通信设备企业也迅速崛起。1993年4月,由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邮电部第十研究所和美国ITTI合资建立了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短时间内,便开发成功了具有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SP30超级数字程控交换机,并形成了年产100万线的生产能力;开发了IN2000智能网平台,并先后在上海、沈阳、青岛等十几个大中城市使用。东方通信先是通过引进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移动通信技术,贴牌生产摩托罗拉品牌的移动通信基站和手机,在积累一定的技术之后,研制开发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信”手机。经过多年的合作和消化吸收,东方通信在移动通信生产技术、工程服务、售后服务方面取得了相当的竞争实力,在手机、基站系统、移动交换等方面的自主开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实践中,进口、与外商合资生产和国内自主开发生产这三个层次同步安排,相互促进,既解了燃眉之急,基本满足了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对电信的需要,又为国内电信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总体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二)立足于国际化竞争,实行“走出去”的跨国经营战略
  高起点地实行国际化战略是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这已成为共识,但难能可贵的是在发展之初,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就看到了、并且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由于我国通信设备对外开放比较早、开放力度比较大,面对国内电信运营商对通信设备产品的国际化标准要求,国内企业并没有像其他一些行业一样在怨天尤人中沉沦,而是发奋图强;不是转而企求政府有限的保护和支持,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以国际化竞争为标准,努力赶上或超过国际水平。如中兴通讯从创业之初便将立足于国际竞争和国际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方向之一,在发达国家通信市场已经定型以后,中兴将目光瞄准了以巴基斯坦、肯尼亚、叙利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兴通讯的出口额占到销售额的20—30%。
  高强度竞争的市场培育出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现在我国生产的程控交换机等电信设备已开始大量出口,不仅是贴牌产品的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成功地进入了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的范围也由简单的电话机扩大到了程控交换机和IC卡芯片。

  (三)通过正确的市场和技术定位,不断地进行技术升级,并以局部突破带动总体技术的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市场定位上,根据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通信市场已经定型的现实,在发展之初,中兴通讯、科健等许多企业在国内市场实施“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的经营策略,即首先占领国外产品所忽视的农村市场和尚未完全占领的中等城市。在国际市场上定位于以发展中国家市场为切人点,寻找细分市场,走一条以交换机的突破为先导、带动多元化产品全面突破的道路。
  在技术定位上,把握跨国公司将研发重点由程控交换机转向移动通信这一趋势,我国通信设备企业既没有超前地定位于赶超先进技术追求国际领先,也没有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定位于跟踪国际先进技术,进行再开发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集中精力在程控交换机方面取得突破。而且我国在程控交换机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发能力,又没有知识产权的限制,它的核心芯片所采用的是比较成熟的0.8μm技术,并可以进行国际采购。GSM的突破也有其必然性,如知识产权问题通过政府谈判得到了解决,尽管其芯片制造我国还不能解决,但其主要器件国际化采购条件也比较成熟,并可以从我国具有一定优势和突破有望的芯片设计人手,来降低芯片的成本。如中兴通讯某传输设备芯片在自己设计开发、委托国外生产的成本仅是单纯购买国外芯片的10%,并使产品总成本下降了30%。
  在发展模式上,内资企业也是从自身实力出发,走“借牌立足”、然后“创牌经营”的路子。如东方通信在CDMA的技术开发上,先与摩托罗拉合作,引进先进技术,进行贴牌生产;第二步自己搞软件,而进口芯片;第三步自主开发软件和芯片。我国在手机方面,大多先是完全的贴牌生产;第二步独立完成结构外观设计、应用层软件设计和大批量生产技术;第三步完成射频电路、基带电路和Layer 2/3层协议堆栈软件开发;第四步进行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和Layer1层软件开发。目前国内部分企业已掌握了应用层软件设计、射频电路和基带电路的开发设计。

  (四)实现由“橄榄型”向“哑铃型”的企业组织结构转变,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研发体系和吸引、利用、激励人才的机制。
  实现由“橄榄型”向“哑铃型”的企业组织结构转变,是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获取高附加价值资源、控制高附加价值链条的关键。通信设备行业技术密集型的行业特性是研发和市场销售环节所占比重大,而加工制造环节所占比重小,这为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企业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如中兴通讯全部员工中研发人员占35%,市场销售人员占32%,制造人员占21%,管理人员占12%。华为有近50%的人员从事研发,30%的人员从事营销,而管理和制造人员只占20%。这样的“哑铃型”结构,使企业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以后受到制造环节的制约比较小,即使国内制造水平达不到要求,也可以在国内设计,由国外制造。
  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开放对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冲击,不只是在市场
方面,更重要的是技术的竞争和对人才的争夺。因而,这些企业都重视研发、重视人才,将吸引人才居于优先的地位。华为在吸引、利用和激励人才方面别具一格。华为强调人力资本的增值优先于财务资本的增值,创造进取的工作环境吸引优秀人才,以保持企业的活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中兴为广纳人才,分别在南京和上海成立了研究所,并且每年都到全国各重点高校大力招聘人才。东方通信正在争取股票期权和虚拟股票的试点,对于特别需要而且贡献大的人才,甚至可以采取国外的标准进行奖励。
  同时,国内通信设备企业还建立起了高效率的研发体系。如中兴通讯将产品开发工作分解成系统设计、开发、测试三个部分,系统部解决“做什么”,开发部解决“怎么做”,测试部则介入研发各环节,贯穿整个研发流程,通过这种高度分工和反馈机制,保证了研发工作的高效率。华为把最优秀的人才派往市场与服务前线,他们既是研发的先导,又是产品在市场上成功与否的检验人员。从满足客户需求的解决方面到产品设计和终身的售后服务,华为还建立了一整套集成产品开发的流程及组织体系,完善了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加快了对市场的响应速度,缩短了产品开发时间。
  为站在国际前沿,国内通信设备企业华为、中兴、东方通信、大唐等大都在国外信息产业发达的地区建立了研发基地。如东方通信1997年在美国硅谷建立了研发基地,并经常选派员工到海外培训和深造。

  (五)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运行机制
  在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中,企业探索和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运行机制。尽管“巨、大、中、华”从所有制来看,各有不同,优势各异,但它们都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在市场竞争中体现了决策的果断性,研发、生产和营销各环节的协调性,分配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充分调动人力资源和资金的能力。巨龙是8家国有企业的联合体,它采取统一市场、集中管理的发展战略;中兴则是国有和私营合营企业,它将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外企的规范性以及国有企业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了。东方通信也发挥了混合经济的优越性,通过建立事业部制和面向市场的营销体制,将科研人员推向市场,并革新生产组织、简化内部管理以及通过技术入股、技术人才持股等新型运行机制,逐渐完善了企业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华为是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了机制灵活、吸引高级人才的优势,并树立起了创新和敢冒风险的意识。

  (六)在进行激烈竞争的同时,又能联合与合作,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跨国公司蜂拥进入中国,它们既是竞争者,也是示范者。它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理念,让过去处于封闭的国内企业,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了国际竞争,真正接触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学会了规则、学会了如何赢得竞争,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巨、大、中、华”的群体突破与交换机产业化的形成,正是在“七国八制”局面下,在竞争中通过产学研的联合而完成的。
  同时,既竞争又合作的潮流在我国通信设备行业也得到了体现。竞争迫使人们不停地创新,而合作使创新更加快速有效。如华为凭借自身的实力,与朗讯、摩托罗拉、IBM等十几家公司在未来芯片设计中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从元器件级到系统级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在合作中,华为的原则是既要体现出企业自身的价值,国外的公司也要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和技术,在合作中要有属于国内企业不可或缺的价值。

  (七)巨大的国内市场为通信设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建立高效率、能快速响应用户需要的市场网络和营销能力,为通信设备企业赢得了用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公众网的电话交换机装机容量平均以每年超过40%、净增容量2000万线以上的速度增长。到1998年,我国国家公用通信网局用交换机总容量已经达到1.35亿门,网络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交换机是通信网的核心,而程控交换机是交换设备的主导产品,我国程控交换机产业,也正是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环境中,积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实现迅速成长壮大。
  同时,我国通信设备企业积极贴近用户,建立起高效率、能快速响应用户需要的市场网络和营销能力,如中兴、华为所有员工中30%从事销售和服务,而加工制造环节员工人数只占企业的20%左右;东方通信在全国都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通过研发服务网络、市场服务网络、售后服务网络三重服务,为用户网络投资、网络建设、网络优化和维修提供全面服务。

  三、通信设备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问题


  1、企业联合和协作问题。
  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已不是简单的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单个企业已很难与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联合和协作是竞争制胜的关键,但联合和协作不够又是我国企业的普遍缺陷。积极探索促进联合和协作的有效形式,发挥政府的协调和引导功能,是我国通信设备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和挤压,国内企业应该探索新的联合方式,学会在联合中竞争和发展。这种联合不是兼并,而是一种战略联盟,主要是利用和壮大各自的核心能力、品牌和销售能力,提高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扩大市场空间。
  2、协调内外关系,给我国通信设备企业提供合适的市场空间。
  尽管我国在程控交换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国产设备市场占有率较高,但这类产品大多处于利润下降时期,市场开始饱和。而在具有巨大市场前景的产品方面,如移动通信、数据通信产品方面,虽然国产设备崭露头角,但在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实力上相对处于不利状态,而跨国公司在我国移动通信设备投资策略如出一辙。首先,它们普遍采用“跑马圈地”的做法。如在GSM规范中,基站控制器BSC和基站BTS之间的Abis接口是不开放的,必须采用同一家厂家的设备。第二,跨国公司挟其技术、品牌优势,争夺我国高技术人才,使内资企业的发展处于不利的地位。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和出口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有效管理。如何为内资企业的发展留下足够的市场空间,是我国产业政策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3、分散与规模经济问题。
  民族通信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特别是在程控交换机领域,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崛起,壮大了民族通信设备制造业。尽管如此,与世界著名通信企业比较起来,民族通信企业仍然相当弱小。我们在集成电路和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技术领域,在通信产业化的步伐、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等方面与世界通信设备厂商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国内通信制造企业数量仍过多,力量过于分散,从长远看,一些企业会逐渐被淘汰或合并,最后只会是少数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和规模的企业继续存在。政府管理部门要及早鼓励和推动企业通过市场、资本以及技术开发的联合,促进企业的整合,建立21世纪我国的大型跨国通信企业。
  4、基础产业薄弱,元器件与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与成本过高问题。
  通信技术是在微电子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技术产业。国内微电子产业远远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使我国通信设备制造要达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难度很大。如移动通信特别是手机所需集成电路已达到0.5—0.35μm,并向0.18μm发展。而国内现有芯片设计和加工能力不能满足需要,只能依赖进口解决,而其他一些元器件,如片式高频电感、电阻和电容等的生产能力也不足。简单加工组装型特点,使我国手机生产企业经常受制于人。如从1999年开始,国际移动电话市场突然面临原材料的短缺,除了有韩国三星、法国萨基姆公司支持的科健和波导之外,国内手机生产企业面临“等米下锅”的状况。国产化程度跟不上产品更新换代的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1、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为内资企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
  (1)制定相关技术政策,对“跑马圈地”行为适当限制,减少跨国公司利用技术因素对我国市场的分割和瓜分。
  (2)利用原产地规则,促进国产化和国产设备的市场开拓。如国家对通信设备行业的一些支持政策应该限定在芯片设计是在中国进行这一层次上,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和发展。
  2、解决研发密集型行业的人才问题。
  国外通常采取期权的方式吸引和留住人才。我国应该抓紧制定相关政策,解决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企业的期权问题。
  3、适应全球化大趋势,建立为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现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提供支持的政策体系。
  (1)对已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优势地位的大型公司,放松在对外投资方面的管制,便利于它们在进口其产品的国家设立销售型子公司,以及在发展水平更低、劳动力成本也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型子公司;对用于出口的元器件进口免除关税;允许企业出口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银行贷款。
  (2)对进口国外产品满足国内需求的大型制造和贸易公司,可放松在国外设立生产基地和采购公司方面的限制。
  (3)对一些高新技术企业,鼓励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设立研究开发子公司(或中心),以实现
“技术外取”,尽快实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
  (4)对进口替代产品比照出口实行税收返还。
  (5)为克服精密加工的“瓶颈”制约和发挥智力资源的优势,制定相应措施,为一些开发型高技术企业实现境内设计、境外加工提供条件。
  4、完善融资与信贷政策支持体系。
  (1)制定高新技术企业海内外上市融资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投资或鼓励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上市筹资。
  (2)对具有较大产业前景、但产业化规模目前仍较弱的产品项目,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3)针对高技术企业可供担保的固定资产比较小的情况,探索信用担保等方式,对民族通信产业产品出口提供信贷支持。
  (4)以专项资金、国家产业化基金、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或以国家资本金和国债等方式,从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等角度,在市场和资金投入等方面扶持具有战略性和国防工业特征的民族产业。
  5、促进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营业及产学研的联合。
  (1)促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市场选择、行政协调等方式,如国家设立相应发展基金,鼓励企业联合开发;国家积极倡导共同制定国内、国际标准,合作进行设备互连互通测试;协调市场行为,规范竞争;互相购买技术许可证;合作开拓海外市场等。
  (2)促进国内制造业与运营业的联合。如运营商继续为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品提供网上试验的机会;在产品技术水平、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用国产设备;设备制造商积极、快速地为运营商提供网络维护与支撑等。
  (3)大力发展合作开发、合作试验与技术支持。
  6、建立行业主管部门与企业的磋商机制,为进一步促进电信设备制造业提高竞争力,促进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共商行业发展对策。
  7、加快集成电路等基础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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